那年头，红军的枪口，理应是对着外面敌人的。

可是在1935年秋天的川西草地，有几支枪，差一点就对准了自己人。

这事儿的核心，是一个叫张国焘的人，他想当老大，而且手里攥着能当老大的本钱。

事情得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说起。

按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两股力量拧成一股绳，革命的火苗烧得更旺了。

可张国焘不这么想，他瞅了瞅自己手下那八万多人，再看看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剩下的一万来人，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

他觉得，这红军的家，该由他这个“实力派”来当。

于是，会开了，争论也来了。

北上还是南下？

成了摆在桌面上的大问题。

中央坚持北上抗日，张国焘偏要拉着队伍去他看好的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说不通，就掰。

最后，他仗着人多枪多，硬是把队伍给拆了，还把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连同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都裹挟着往南走了。

这一南下，可就把跟着走的红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给坑苦了。

那日子，不是人过的。

张国焘为了把所有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天天搞思想清算，开批判会。

谁要是心向着北上的中央，谁就是“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

刘伯承，这位从不说软话的川中名将，就成了他重点打击的靶子。

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搞得整个部队乌烟瘴气，人心惶惶，谁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火，感觉就像被绑架了一样。

火憋久了，是会炸的。

队伍里有几个从一方面军过来的年轻干部，都是火爆脾气，实在受不了这种窝囊气。

他们看着部队一天天被拖向深渊，觉得不能再这么坐以待毙。

一天晚上，他们几个悄悄摸到了刘伯承的住处，压低了嗓子，说出了一个吓人的计划：干脆，咱们动手，把张国焘给控制起来！

这几个干部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直接：张国焘这么搞下去，是把几万红军往死路上带。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毁了革命。

不如来个狠的，把他抓了，然后拨乱反正，带着部队掉头北上，去找中央。

这事儿，说白了就是要搞一次内部的“兵谏”。

刘伯承听完，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他跟张国焘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张国焘的为人，对他的野心，看得一清二楚。

说实话，从情感上讲，他恨不得立刻就这么干。

这些天他受的鸟气，挨的批判，心里也早就窝着火。

可他毕竟是身经百战的总参谋长，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他脑子飞快地转着，这事儿要是干了，后果会是啥样？

他明白，这计划太险了。

当时跟着南下的部队，一方面军的人加起来不到一万，而张国焘能直接指挥的四方面军，足足有八万多。

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经营多年，威信很高，很多战士只认他，根本不清楚他和中央的矛盾。

这时候要是动武，张国焘只要振臂一呼，说我们是“叛徒”，那后果不堪设想。

红军打红军，内部火并，血流成河。

那不是救了革命，是彻底毁了革命，只会让山下的敌人拍手叫好。

刘伯承在屋里踱着步，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最后，他把烟头摁灭，对那几个激动的干部说：“你们的心情，我懂。

但这事太大，我们几个人定不了。

必须，也只能去请示朱总司令。

这种局面，只有他老人家出面，才能镇得住。”

找朱德总司令商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张国焘虽然挟持了朱德，但表面上还得尊称一声“朱总司令”。

可背地里，他早就派人在朱老总身边布下了天罗地网，美其名曰“警卫”，实际上就是监视。

朱总司令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想跟他单独说句体己话，比登天还难。

刘伯承脑子活，他叫来自己最信任的警卫员王泉云，让他去请朱总司令，理由是“总参谋长想请总司令一起研究一下作战地图”。

这个借口很正当，张国焘的监视人员也不好公开阻拦。

王泉云机灵地甩开了“尾巴”，把朱德请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见面的地点，是红军大学旁边的一片空旷草地。

夜色深沉，寒风飕飕。

这地方好，视野开阔，几十米外有人靠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不怕有人偷听。

朱德跟着王泉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远远看见刘伯承站在夜色里，身影凝重，他就知道，肯定有大事。

两人见面，没有多余的寒暄。

刘伯承把那几个干部的“兵谏”计划，一五一十地跟朱德讲了。

朱德听着，一直没说话，只是背着手，抬头看着天上稀疏的星星。

等刘伯承讲完，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刘伯承心里都有些发毛。

最后，朱德才缓缓转过身，看着刘伯承，语气平静但异常坚定地说：“伯承，这个办法，绝对不行！”

朱德的声音不高，但在寂静的草地上，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刘伯承心上。

他接着给刘伯承分析里面的道道。

第一，力量不够。

咱们手里这点人，跟张国焘的家底比，差太远了。

硬碰硬，是拿鸡蛋碰石头。

他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搞了那么多年的个人崇拜，他一句话，下面的人就会跟着他走。

咱们要是动手，他反过来给我们扣一顶“分裂红军”的帽子，到时候咱们有嘴都说不清，内战就真打起来了。

第二，时机不对。

朱德说，别看张国焘现在另立“中央”，但他还没敢公开跟党决裂，名义上，我们大家还是一家人，都是红军。

我们要是先动手，性质就变了，就把内部矛盾变成了武装冲突。

革命的本钱就这么点，哪经得起这么折腾？

听着朱德一字一句的分析，刘伯承心里那股被压抑的怒火慢慢平息了下去，理智又回来了。

他急切地问：“总司令，那难道我们就这么干等着，看着他把部队带到沟里去？”

朱德的目光深邃，他拍了拍刘伯承的肩膀，说出了一番更有远见的话：“要让大家看清他的真面目，不能靠我们去说，得靠他自己去做。

他要南下，就让他去南下。

这条路，走不通，他迟早要碰壁。

仗打不赢，碰的壁多了，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自然就会思考，就会明白谁对谁错。

我们要争取的是大多数人，而不是解决他一个人。”

紧接着，朱德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我这边有消息，贺龙、任弼时同志他们带着红二、六军团正在往我们这边靠拢。

等他们来了，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我们的力量就壮大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他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腰杆就硬了，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了！”

这番话，像一道光，一下子照亮了刘伯承心里。

他恍然大悟，原来朱老总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这盘棋的目标，是用最小的代价，团结最多的人，最终把整个红四方面军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

“还是总司令想得周到！”

刘伯承由衷地感叹。

一场可能让红军元气大伤的内部危机，就在这片荒芜的草地上，被朱德的智慧和隐忍化解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朱德和刘伯承在南下部队中苦心周旋的时候，几百里之外，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也在下着一盘几乎一模一样的棋。

当初中央红军决定单独北上，脱离险境时，队伍里也有人着急，建议把朱德、刘伯承这些核心领导也想办法接出来。

毛泽东当场就否定了这个提议。

他说的话，和朱德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告诉大家：“正因为张国焘想拉走部队，我们才更要把朱老总和伯承同志留在那里。

只要他们两位还在那支部队里，张国焘就不敢把事情做绝。

他们俩，就是我们插在南下部队里的两根支柱，是稳定军心的关键。

有他们在，那支部队就丢不了，就还有希望拉回来。”

后来的历史，完全验证了这两位领袖惊人的默契。

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果然处处碰壁，百丈关一战更是损失惨重，部队士气大跌。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开始怀疑南下路线的正确性。

这时候，朱德、刘伯承在部队中耐心细致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等到红二、六军团赶到甘孜与他们会师，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等人联手，与张国焘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最终迫使他放弃了分裂的主张，同意与两大主力红军一同北上。

后来，徐向前元帅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也感慨地说，张国焘对朱总司令还是有所忌惮的，朱总司令的威望和分量，张国焘心里掂量过。

没有朱德的支持，他那个“中央”就名不正言不顺。

朱总司令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制约他，让他心里打鼓，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张国焘最终还是跟着部队到了陕北。

在那里，他因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受到了严肃的批判。

参考文献：

《朱德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我的回忆》，徐向前，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刘伯承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本文仅用于分享积极向上的内容，不涉及任何侵权行为。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我们将积极配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