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孙权在京口与病中的周瑜商议要事。此次会面的主要议题，是审阅刘备就荆州问题送来的书信。
信中的措辞谦恭有礼，但字里行间透出的意图却让孙权重压。刘备以“地少民寡”为由，请求孙权将长江南岸的荆州要地“借”给他，作为栖身之所。这对孙权而言，是一个难以处置的难题。
孙权问：“公瑾，此事你怎么看？”
周瑜深斩钉截铁回答：“不可。刘备乃一世之枭雄，有关羽、张飞这等熊虎之将为辅，决非久居人下之辈。”
“熊虎之将……”孙权轻轻重复着这四个字，目光投向窗外。后世传说的“五虎将”团体，此刻在他脑中并未成型。占据他思绪的，只有两个异常清晰且充满压迫感的个体形象。
在孙权与周瑜的战略评估中，值得他们如此忌惮、需要反复权衡的对手，自始至终，也只有那两个人。
首先令他们感到压力的，是关羽。
建安十四年（209年），孙刘双方在边境举行会谈，后世称为“单刀会”。东吴方面鲁肃提出荆州归属问题，蜀汉方面关羽过江参与谈判。
会场之外，双方军队相隔百步，持刀肃立，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不信任。鲁肃事先安排了刀斧手，以备不测。然而，当关羽的身影出现时，所有的谋划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
关羽并非单独赴会，但随行护卫人数很少。他的个人形象突出，据记载身高九尺，胡须长二尺，面色偏红。
据当时在场的东吴士卒事后回忆：“羽未发一言，然目光所及，吾等皆股栗，不敢仰视。”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鲁肃援引经典，陈说利害，言辞恳切。关羽大多时间沉默地听着，偶尔回应，言简意赅，却字字千金。
当鲁肃的言辞触及刘备集团的核心利益时，关羽身边一个将领忍不住高声反驳。此时，关羽手持单刀，目光如电，只是微微抬高了声调，斥责道：“此是国家事，是何知！” 瞬间，全场鸦雀无声。
那一刻，鲁肃及其麾下所有将领都清晰地意识到一个事实：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招致这位“万人敌”雷霆万钧的反击。而后果，无人能够承受。所谓的刀斧手，在关羽绝对的武力自信面前，形同虚设。
这次会面给东吴高层带来的震撼是持久且深刻的。他们认识到，关羽不仅仅是一员猛将，更是一个拥有强大个人意志和可怕威慑力的政治与军事符号。
在策略上，孙权试图通过联姻来维系与关羽的关系，但遭到对方言辞激烈地拒绝。关羽的回应，使其在东吴的战略评估中，从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被明确界定为不可合作的敌对力量。
吕蒙在为孙权策划荆州方略时，其战略评估的开篇便是：“关羽向来勇猛，本就难以正面为敌，加之他已完全掌控荆州，广施恩信，深得人心……”
可见，整个东吴军事集团对关羽的恐惧，是其战略制定的基本前提。
另一个让他们警惕的，是张飞。
关羽的在场能带来一种沉重的压迫感，张飞的行动则能立即引发直接的危机感。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军精锐虎豹骑执行了一次长途奔袭，在当阳地区的长坂追于刘备主力。刘备部队在此遭遇决定性打击，军事力量损失严重。
张飞率二十骑在当阳桥执行断后任务。其部队拆毁了桥梁。张飞本人持矛立于河岸，对到达的曹军说道：“我是张益德，可以过来决一死战。”
史载：“敌皆无敢近者。” 不是不能，是不敢。曹操的五千铁骑，面对这区区二十余人，竟无一人敢上前挑战。是什么让百战余生的虎豹骑感到恐惧？是张飞那举世皆知“万人敌”的勇名，更是他那种置于死地而后生、敢于与任何来敌同归于尽的疯狂气势。
这一幕，通过溃兵的口耳相传，也迅速传到了正在密切关注北方战局的孙权与周瑜耳中。他们能够想象出那样的场景：一员猛将，以一人之力，喝退千军万马。这种直观的、近乎原始的武力展示，给东吴的决策者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印记。
在周瑜和鲁肃的私下讨论中，他们屡次将刘备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归结为“刘备枭雄”的本性，以及“关羽、张飞熊虎之将”的辅佐。这个评价，是建立在无数血与火的事实基础上的，绝非空泛的赞誉。
为何“五虎将”的概念在此失灵？
后世民间文学与正史融合，塑造了刘备麾下“五虎大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的传奇团体形象。然而，在公元210年前后的江东决策者眼中，这个整齐的名单并不存在，其成员的威胁等级也截然不同。
马超： 此时远在凉州，是与曹操为敌的军阀。对孙权而言，他是一个可以尝试联络的远方盟友，一个可能牵制曹操力量的棋子，但绝非需要江东日夜提防的直接威胁。
对当时的东吴而言，黄忠是长沙郡的一名中级将领，并未进入其核心情报视野。他的威名始于近十年后的定军山之战，此时自然不在孙权和周瑜的讨论范围内。
那么，赵云呢？
对赵云历史角色的分析，是厘清此问题的核心。在真实的历史中，赵云的地位和角色与关张二人有本质区别。他长期担任刘备的“主骑”，职责更偏向于统领亲兵、护卫主公以及中枢安全。
他忠诚、稳重、顾全大局，长期负责刘备的近卫与中枢安全。在长坂坡，他的主要功绩是保护甘夫人与阿斗安全脱险，体现的是其作为护卫长的尽责与勇毅，这与张飞那种主动寻求决战、以气势退敌的“矛”的定位，完全不同。
在孙权与周瑜的战略评估中，他们惧怕的是能够独当一面、足以改变区域战略平衡的“方面之帅”和“熊虎之将”。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有能力独自发动一场北伐，威胁曹操，也有能力随时顺流而下，兵锋直指建业。张飞亦是如此，历任郡守，征战四方。
而赵云，终其一生，从未被赋予过关、张那样独立且重大的方面之任。他的作战风格更偏向于执行特定战术任务，而非战略层面的统帅。
因此，在周瑜那番著名的“枭雄，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的论断中，没有出现赵云的名字，是符合当时历史现实与权力结构的客观评价。并非赵云不优秀，而是在“令敌人恐惧”的这个特定维度上，他的威慑力与关张不在一个量级。
恐惧源于直接的威胁
周瑜在建安十五年的坚持，最终未能完全阻止孙权“借”出南郡的决策。迫于北方曹操的压力，以及鲁肃提出的“多操之敌”的联盟战略，孙权做出了妥协。
但这一妥协的背后，正是对关羽、张飞这两头“熊虎”所代表的军事力量的深深忌惮。
孙权与周瑜的恐惧，来源于最残酷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压力。在能够给予他们这种压力的，只有那两个名字：坐镇荆州，令江东上下不敢北望的关羽；以及一声怒吼，能让天下精锐止步的张飞。
至于赵云，他是一位完美的将军，一个忠诚的卫士，一个乱世中难得的完人。但他从未像关张那样，成为东吴主公与都督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在“威慑力”这个关乎存亡的现实考场上，东吴的恐惧，其来有自，目标也异常分明。
写在最后
建安十五年的这次决策，根本出发点是孙权集团对现实威胁的评估。关羽与张飞所展现出的军事能力与独立行动的潜力，构成了直接可预见的风险。相比之下，赵云因其职责与角色的定位，从未被东吴视为同等级别的战略威胁。因此，在孙权的战略视野中，需要首要应对的，自始至终都是关、张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