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皇宫内，刘禅盯着仅够维持十天的粮草账簿，城外邓艾的部队已如天兵降临。 投降，成了他唯一能做的选择题。

当邓艾大军出现在成都平原时，蜀汉朝廷上下震惊不已。魏国会从“飞鸟难越”的阴平小道钻出来。

偷渡阴平这场军事行动，堪称三国末年的最大冒险。 邓艾率领精锐万人，“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 这可不是轻松的徒步旅行，而是真正的“死亡行军”士兵们需“以毡自裹，推转而下”，一路上“山高谷深，粮运将匮”，到达江油时，魏军仅剩两千余人。

本来，邓艾的这支队伍应该不足为惧。江油守将马邈见状竟不战而降。 这个口子一开，邓艾军队不仅获得了喘息之机，更得到了宝贵的补给，随即直扑涪城。

表面上，成都城内还有“三万大军”可作抵抗。 历史背后的真相往往更为残酷。

根据史料分析，当时成都的守军实际上不足一万，而且大多是临时招募的老弱之兵。 真正的精锐在哪里？ 早在绵竹之战中，随着诸葛瞻的战败，蜀汉最后的精锐已损失殆尽。

考古资料显示，成都存粮约40万斛，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少，平均分配给全城百姓和守军后，每天就要消耗约4万斛。满打满算，存粮只够支撑十天。

这就可以解释刘禅为何如此焦虑了。 当时蜀汉的汉中粮仓早已被钟会控制，南中、江油的调粮路线也被切断。 成都真的成了一座孤岛。

邓艾的部队虽然初始只有五千精锐，通过收编降军，总兵力已膨胀到约两万余人。 这些士兵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阴平小道，士气正盛。

军事上的劣势只是一方面，蜀汉朝堂内部的问题触目惊心。

自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这“四贤相”去世后，蜀汉朝政就被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把持，弄得“乌烟瘴气，腐朽不堪”。黄皓与右将军阎宇勾结，排挤大将军姜维，甚至“隐闭军报”，使刘禅对魏军动向一无所知。

当邓艾兵临城下时，以光禄大夫谯周为首的益州本土士族，非但没有积极主战，反而大力鼓吹投降论调。 谯周甚至著有《仇国论》，以寓言形式暗讽北伐徒劳，代表着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离心倾向。

刘禅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时，场面更是一片混乱。 有人建议“奔吴”，有人主张“入南中”，谯周则直言：“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魏必吞吴，吴不能吞魏”，力主“降魏求安”。

唯一的热血来自刘禅的小儿子北地王刘谌，他哭谏道：“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 ”这样的呼声，在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朝堂上显得如此微弱。

邓艾的这次军事行动，看似是奇迹，实则是蜀汉长期衰落的必然结果。

从战略上看，邓艾选择了几乎不可能的道路。 阴平道从今天的甘肃文县出发，经摩天岭，直达四川江油，全长约700里。 这条路“山高谷深，至为艰险”，连当地人都极少行走，蜀汉方面也因此疏于防备。

邓艾上书建议时说：“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里，去成都三百馀里，奇兵冲其腹心。 ”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出奇制胜，才能扭转战局。

当时钟会率领的十三万魏军主力被姜维死死挡在剑阁天险，进退两难，粮草将尽，甚至考虑退兵。 如果没有邓艾的这次奇袭，灭蜀之战很可能将以魏国的失败告终。

邓艾军队到达涪城后，面对的是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领的蜀汉最后防线。 邓艾明白自己已无退路，必须勇往直前。 最终，魏军大破蜀军，诸葛瞻战死，成都的最后屏障被清除。

蜀汉的灭亡，归根结底是国力差距的必然结果。

人口数据显示，蜀汉灭亡时在籍人口约94万，曹魏控制区人口超过400万。 这种量级上的差距，决定了蜀汉在长期对抗中处于绝对劣势。

蜀地虽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地理封闭性强，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连年北伐更是耗尽了蜀汉的元气，出现了“户数增而人口不增”的畸形现象。#热点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