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江南最富庶的古镇。四象八牛，金条银元，小莲庄的荷花，嘉业堂的藏书。每天，成千上万的游客涌进这座七百岁的古镇，在小莲庄里看园林，在藏书楼里叹书香，在百间楼里拍倒影。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些四象八牛的后人，那些守着藏书楼的人，他们去哪儿了？
我去了南浔。不是为了看小莲庄，不是为了逛百间楼。我想找一个人——一个还住在古镇里的南浔人，一个还记得“原来的南浔”的人。
然后我找到了。他姓刘，76岁，刘镛的后人。他告诉我，现在的南浔，很“富”，但也很“穷”。
一、小莲庄门口，一个“回不去”的人
刘叔的家在小莲庄边上，南浔最核心的位置。推开那扇黑漆大门，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的石板缝里长着青草，墙角堆着几盆快枯的花。
“这院子，以前住着十几口人。”刘叔坐在廊下，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我爷爷、我奶奶、我爹、我娘、我叔叔、我姑姑……一大家子。吃饭要开两桌。”
“现在呢？”
“现在？就我。”他摇了摇蒲扇，“儿子在上海，女儿在杭州。一年回来一两次。回来也是看看就走。”
他指了指不远处的小莲庄大门。游客进进出出，导游的喇叭声隐约传来。
“以前，小莲庄是我们家的。”他说，“我小时候，在里面玩。在荷花池边钓鱼，在假山上捉迷藏，在亭子里写作业。夏天，在里面乘凉，荷花开了，满院子都是香味。”
“现在呢？”
“现在？进不去了。”他笑了笑，“要买票。一百块。我们家自己的园子，进去要买票。”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那些排队进去的游客，看了很久。
“你知道吗，”他突然说，“小莲庄，小莲，是我太爷爷的小名。他用了一辈子，建了这座园子。现在，园子还在，但姓刘的人，进不去了。”
二、嘉业堂门口，一个“没书读”的人
下午，刘叔带我去嘉业堂藏书楼。不是走游客的正门，是从旁边的巷子进去的。
“以前，这巷子是我们走的。”他说，“去藏书楼看书，从这走。去借书，也从这走。”
他走到藏书楼的后门，门锁着。
“我小时候，这里的书随便看。”他说，“我爷爷说，书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锁的。我在这里看了十年书。从《史记》看到《水浒》，从唐诗看到宋词。”
“现在呢？”
“现在？不让看了。”他摸了摸那把锁，“变成景点了。书都锁在柜子里，给游客看柜子。”
他站在后门外，透过门缝往里看。
“还看得见吗？”我问。
“看不见。”他说，“但我知道里面什么样。每本书放在哪里，我都知道。”
他没有走开，就那么站着，看着那道门缝。
三、刘叔的账本，一本“没人算”的账
刘叔以前是做生意的，在南浔镇上开了几十年店。他拿出一本账本，很旧，封面都破了。
“这是我爷爷的账本。”他翻开第一页，“光绪二十年的。上面记着每一笔生意。卖丝的、卖布的、卖茶叶的……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他翻到中间一页：“这是我爹的。民国二十三年的。生意小了，但还在做。”
又翻到后面：“这是我的。八十年代的。那时候，还做点小生意。后来，不做了。”
“为什么？”
“没得做了。”他合上账本，“游客来了，什么都变了。卖的东西，不是我们南浔的。是从义乌批发的。我们做不过他们。”
他把账本放在桌上，用手摸了摸封面。
“以前，我们家是南浔最富的。四象八牛，刘家是第一个。现在？富的是游客。我们，穷了。”
四、一个悬念：刘叔的箱子里，有一块从来不给人看的匾
刘叔的卧室里，有一个很旧的樟木箱子。锁着。
我问里面是什么。
他犹豫了很久，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
里面是一块匾，木头的，上面刻着两个字：“积善”。字是烫金的，但金已经掉了大半。
“这是我太爷爷写的。”他说，“他活着的时候，挂在正厅里。他说，刘家能富，不是靠做生意，是靠积善。多做好事，老天爷看着。”
“后来呢？”
“后来？园子没了，楼没了，书没了。就剩这块匾。”他摸了摸那块匾，“我藏起来了。不藏，也没了。”
他合上箱子，锁上。
“不挂出来？”
“挂出来？挂在哪里？”他看了看空荡荡的屋子，“挂了，给谁看？”
五、那个傍晚，我在百间楼坐了很久
离开南浔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坐在百间楼。
游客散了，河面终于静了。夕阳照在水面上，把整条河染成金色。两岸的白墙黛瓦倒映在水里，像一幅画。
刘叔说，南浔以前不叫“江南古镇”。“以前，就叫南浔。是我们住的地方。后来，来了游客。再后来，我们就不是这里的主人了。”
他站在小莲庄门口，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游客，说了一句让我一直忘不了的话：
“我们家以前富可敌国。现在，穷得只剩下一块匾。”
我问他，那块匾上写的是什么。
他笑了笑：“积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但余庆在哪里？我看不到了。”
六、一个扣子，留给你
离开的时候，刘叔送我到小莲庄门口。
“还回来吗？”他问。
“会的。”我说。
他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我手里。是一枚铜钱，很大，上面长满了绿色的锈。
“这是我太爷爷那时候的。”他说，“拿着，别丢了。”
我握紧那枚铜钱，很沉。
我走出去很远了，回头看。他还站在小莲庄门口，瘦瘦的，像一块被遗忘的匾。
他守着一座进不去的园子、一栋进不去的楼、一块不敢挂出来的匾。
我问他想不想那些走了的人。
他说：“想有什么用？想多了，连这块匾都守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