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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可谓屡见不鲜，然而，那些公然对军政要员下手的行为却并不常见。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案例仅有两起——
在唐朝的晚期，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悍然行刺了当时的宰相武元衡。
张文祥刺杀了晚清两江总督马新贻。
武元衡不幸遭遇刺杀，其因在于他坚决主张削弱河朔三镇以及淄青镇的势力，此举招致了李师道的深仇大恨。因此，李师道遂派遣刺客潜入长安大街，意图刺杀武元衡。
集权与分封，构成了李师道与武元衡之间的核心争端，亦为此次刺杀事件的核心关键所在。
1870年7月26日，张文祥对马新贻发起了刺杀行动。
彼日，两江总督马新贻莅临南京校场，观摩清军的射箭操练。然而，归途之中，张文祥竟从警卫行列中猛然冲出，挥刀刺穿马新贻胸膛，致使马新贻不幸丧命。
刺杀行动既告一段落，张文祥并未选择逃避或藏匿，而是毅然决然地站在原地，束手就擒。他义正言辞地指责马新贻“不仁不义”，并对刺杀两江总督的事实毫无保留地供认。
随着张文祥对马新贻提出“不仁不义”的指控，各种流言迅速在南京的街头蔓延，主要流传着以下几种说法——
1、马新贻曾担纲浙江巡抚之职，在任期间，他成功剿灭了众多海盗，其中不乏张文祥的共犯。张文祥为替这些同伙复仇，经过数年的精心筹备，毅然前往南京，意图刺杀马新贻。
2、张文祥的妻子不幸遭人掳走，他曾于途中拦住马新贻，声泪俱下地诉说冤屈，然而马新贻却对此置若罔闻。心怀怨恨的张文祥，遂萌生报复社会的念头，最终选择了刺杀马新贻这一极端行为。
3、此两则传闻均声称，张文祥行刺马新贻之举，实乃因个人怨愤而发。
“一旦大军平定中原，东南数省之安危，尽在我一人之肩。”张文祥闻此，深虑国家与民族的未来，遂忍痛下手，刺杀了马新贻。
这起传闻将一场刺杀事件演变为民族和宗教的纷争，使得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形象瞬间转变为隐藏的卧底，而原本的杀人凶手张文祥却被塑造为民族英雄。
4、马新贻曾参与对安徽捻军的围剿，然而，在一次惨烈的战役中，他却不幸被捻军将领张文祥所俘。彼时的张文祥对反叛生涯已感厌倦，渴望重返清朝，重拾新生。于是，他携手捻军将领曹二虎与石锦标，一同归顺马新贻。四人遂结为异姓兄弟，并将各自统率的军队整编为“山字营”。
数年之后，那四位兄弟历经南北征战，终成清朝境内权势显赫的地方势力，继而开始了他们来之不易的富贵生活。
正当此时，马新贻对曹二虎的妻子一见倾心，屡次派遣曹二虎外出公干，实则趁机潜入其家中。数度欢愉之后，马新贻沉迷于其中，无法自拔，遂对曹二虎痛下杀手，公然侵占其妻。
张文祥目睹结义兄弟遭受羞辱，心中愤懑难平，遂刺杀马新贻，以报曹二虎之仇。
毋庸置疑，这条融合了桃色传闻、兄弟情谊、义薄云天与出轨情节的绯闻，在众多绯闻中迅速脱颖而出，传播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它从南京迅速蔓延至上海，随后，通过上海梨园的演出舞台，如燎原之火般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
以马新贻遭受刺杀事件为故事蓝本的《投名状》，正是基于这一段传闻改编而成。
马新贻不幸遭遇刺杀，随即各类传闻纷至沓来，此现象绝非偶然，实乃有意为之。更甚者，这些传闻似乎旨在为刺杀事件定性，成为舆论中的关键素材。
那么，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真正内情究竟如何，又是谁在马新贻离世后散布了这些流言蜚语，意图对他进行无端的恶意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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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马新贻遇刺案的内幕，我们有必要对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一番简要回顾，并对马新贻的个人生平作一概述。
18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广西的乡民们自金田起义起，一路征战至南京定都，所向披靡，横扫半壁河山，席卷了东南广大地区。
面对规模庞大的反清起义，年轻的咸丰帝陷入恐慌，昔日所向披靡的满蒙八旗军战斗力急剧下降，难以再次挥师南下。无奈之下，咸丰帝放宽了对地方的禁锢，准许汉族地主和士绅成立团练，以期协助清朝平息叛乱。
在彼时之际，身处湖南丁忧的兵部侍郎曾国藩，凭借着错综复杂的师生、亲族、同窗以及友朋关系，成功集结起了一支湖南地方性的团练组织。
湘军诞生。
自此往后十余载，咸丰帝渐感力不从心，于承德避暑山庄驾鹤西去。此时，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恭亲王奕䜣以及醇亲王奕譞等人联合发起政变，将咸丰帝遗留下的“顾命八大臣”逐出朝廷，进而扶持同治帝登基，从而攫取了清朝的最高统治权。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堪称清朝新朝政权的核心要员。
曾国藩率领湘军，历经无数激战，终于在1860年荣升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实际掌控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对巡抚、提督等官员以下各级官员施行节制，其地位已等同于清朝东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
1864年，曾国藩统率湘军攻克南京，从而基本平息了太平天国的叛乱。此后，湘军在南京展开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所计，南京的死亡人数高达二三万，城市几乎沦为一片废墟。
南京城内生灵涂炭，以致无人存世。因此，太平天国在南京所积累的财富，理所当然地落入了湘军的囊中。
湘军将领们在南京搜刮一空，随之将一船船的金银财宝悉数运回湖南，从而为近代湖南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石。
当慈禧太后与曾国藩并肩奋进之际，马新贻亦不甘人后。
马新贻虽身为穆斯林，实则出自山东菏泽之地。年仅二十七岁，便金榜题名，荣登进士之列。朝廷遂将其任命为安徽知县。在知县之位上，他勤勉履职，一干便是九年，直至三十六岁那年，方才升迁为安庆府的知府。
晋升为知府，标志着马新贻仕途的转折点，自此，他如同乘坐火箭般迅速攀升。
1857年，任庐州知府。
1858年，任安徽按察使。
1862年，任安徽布政使。
马新贻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晋升官职，无疑是凭借了他所立下的赫赫战功。然而，他所建树的战功并非平定太平天国的业绩，而是对安徽捻军进行的征讨之功。
这份履历可见。马新贻，一个在生死边缘挣扎而出的勇猛之士，然而他却并非曾国藩湘军体系中的一员，两人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常规的公务交流。
当然，马新贻之所以能够实现火箭般的晋升，离不开恩主的悉心栽培与有力支持。
担任安徽按察使期间，马新贻于庐州遭遇战败，不幸被朝廷革职留任。不久，其母不幸仙逝，马新贻亦需辞去官职，返回山东守丧。然而，安徽巡抚翁同书深知马新贻之才干，遂上奏朝廷，恳请留马新贻于安徽，免其回山东服丧。
不久后，钦差大臣袁甲三亦向朝廷上呈奏章，恳请恢复马新贻的官职。
慈禧太后览毕翁同书与袁甲三的奏章，即刻予以批准，遂命马新贻前往袁甲三麾下，静候调遣。
翁同书，江苏常熟人氏，乃同治帝师翁心存之长子。鉴于慈禧太后身为同治皇帝的亲生母亲，她自然将翁同书视为心腹之臣。
袁甲三，河南项城人士，乃民国时期大总统袁世凯的叔祖。早年，他赴安徽负责团练事务，深得漕运总督周天爵的赏识与重用。周天爵不幸去世后，袁甲三接任淮军统帅之职，与捻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得益于这两位人物的举荐与重用，马新贻早已确立为淮军的骨干力量，并在慈禧太后心中树立起了值得信赖的亲信形象。
这是马新贻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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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败亡之后，曾国藩麾下拥有兵力逾十万，坐镇东南一隅，慈禧太后虽目睹此景，心中却满是忧虑，深怕曾国藩步洪秀全后尘，在东南自立，与清室分庭抗礼。
实际上，曾国藩的幕下智囊们曾力劝他举兵起义，而曾国藩亦有所动心，曾与幕僚赵烈文就此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曾国藩感慨道：“都城气象阴霾，明火执仗的恶行时有发生，街头巷尾乞丐成群，更有甚者，妇女裸露无遮，民生凋敝，财力枯竭，恐怕将有变故发生，这该如何是好呢？”随着大清国力渐弱，连京城都显露出颓势，你认为我还有成功的机会吗？
赵烈文回应道：“天下安定已久，但终究难免走向分裂。然而，君主的威严始终深厚，风气尚未完全开放，除非核心崩溃，否则土崩瓦解的局面难以形成。据我烈度所测，这样的变局恐怕不会超过五十年。”清朝的统治根基稳固，惯性使然，恐怕至少五十年内难以动摇。因此，你现在发动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曾国藩：“南迁否？”我能否扮演曹操的角色，迫使清朝将首都迁移至南京，进而实际掌握清朝的权力？
赵烈文言：“国家初创之际，建立基业过于轻易，而诛杀之重，导致得天下者手段过于狡猾。天道深奥难测，善恶终难相掩，因此，后继君主所施之德泽，实不足为依凭。”大清王朝背负着众多血债，对民众的恩惠却寥寥无几，与汉唐盛世相较，实难相提并论。愿意为清朝效力者寥寥，即便你成为曹操般的人物，又有多少正当性可言？
聆听赵烈文透彻的分析之后，曾国藩方才摒弃了起兵反抗清朝的念头，挥毫泼墨，题写了“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佳联，表面上装作对清朝忠心耿耿。
即便曾国藩选择继续效力于清朝，他在兵力、声望及势力方面，无疑已是汉臣中的翘楚。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评判曾国藩是否可能起兵造反，关键并非在于他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取决于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与条件。
此外，清朝曾遭受一场浩劫般的战争，国库空虚，急需太平天国遗留下来的财富以填补财政的巨大缺口。然而，湘军在攻克南京后，掠走了所有财富，并向朝廷谎称南京并无财富，这无疑彻底击碎了清朝的最后一丝希望。
作为清朝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对曾国藩心存微词。为平息这些嫌隙，她不得不着手削弱湘军的势力，同时寻找能够制衡曾国藩的人物，并追查南京财富的流向。
削弱湘军之举，实乃曾国藩主动为之。他毅然向朝廷呈上奏折，积极建议裁减军队。
终是决定放弃造反之举，鉴于众多湘军可能引发的猜疑，不如顺势而为，提议裁减军队，以忠臣的形象载入史册。
被裁撤的湘军将士中，部分人选择重返故里，在湖南购置田产和宅邸，跻身军功地主之列；而那些习惯了血雨腥风的战士，则投身于青帮、哥老会等江湖会党之中，化身为体制之外的一股强劲力量。
为制衡曾国藩，慈禧太后所选拔之人正是马新贻。
马新贻与曾国藩本非同出一源，二者之间更存有旧日的嫌隙。
自1861年起，翁同书着手招安捻军将领苗沛霖，然而苗沛霖不久后再度举起义旗，攻克了寿州城。面对“剿捻”战略的挫败，曾国藩迅速上书朝廷，强烈要求罢免翁同书的职务，并对袁甲三进行严肃处理。
为了维护整体利益，慈禧太后无奈之下只得采纳曾国藩的建议，遂将翁同书免职，并迫使袁甲三返回故里调养身体。
自此，翁同书与袁甲三所率领的淮军日渐式微，而源自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则确立了淮军正宗的地位。与此同时，湘军名将李续宾亦荣升为安徽巡抚兼钦差大臣。
此次人事更迭，实则反映了清朝汉臣武装内部的一场激烈争斗。最终，曾国藩与湘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慈禧太后及其党羽的淮军则遭遇了惨痛的败绩。
马新贻，至此已是翁同龢、袁世凯两派淮军中硕果仅存的唯一传人。
曾国藩凭借一封奏疏，成功促使马新贻的两位恩主退避三舍，此举动不仅昭示了马新贻与曾国藩难以结盟，更赋予了他为恩主复仇的强烈动机。
正是在这一政治生态的定位中，马新贻开启了新一轮的职位攀升之旅。
1864年三月，左宗棠一举攻克杭州城，不久后，他奉旨调往江西履职。与此同时，马新贻被调任浙江，正式就任浙江巡抚一职。
1868年1月，马新贻任闽浙总督。
同年，马新贻肩负重任，抵达南京，正式就任两江总督，并兼任通商事务大臣之职。
若无慈禧太后的提携与重用，马新贻恐难如此迅速地攀升至高位。然而，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的代价，便是成为慈禧太后手中的利剑，用以刺破湘军的痈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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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贻上任两江总督后，迅速展开了一系列大胆而深入的改革举措。
在农业经济领域，鉴于战后大量荒废土地的存在，这不仅对政府的税收收入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也削弱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为此，马新李宗羲与江苏布政使应宝时共同拟定了一项名为“江苏开垦荒田酌拟办理章程”的政策。
荒田主次分明，当厘清政府掌握田地确切数据。。
未垦荒地，先限原主承耕回乡耕种，维护地方利益。。
荒田可由官招垦。荒田招人开垦。。
垦户无论土著异籍，均可认垦。不限户籍，来即成江苏农民。。
征垦荒田，宽限年限。开荒免税X年。
外兵不宜开荒。军不与民争利。
马新贻精准剖析了江苏经济的症结所在，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契合江苏实际情况的政策措施。即便在今天，他同样堪称一位卓越的省委书记。若将“荒田”一词置换为“房地产”，便会发现马新贻的见解堪称前瞻，对其赞誉之词或许还需再添几分。
在社会治安领域，马新贻指挥调遣淮军庆字营，于徐州、海州地区展开对土匪的严厉打击，同时对退役兵痞进行清剿。随后，该部队顺势驻扎徐海，稳固占据了这一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在吏治领域，马新贻携候选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安徽候补知府桂中行一同赴南京履新，成功搭建起自己的亲信团队。不久之后，马新贻颁布命令，要求各州县对钱粮亏空进行全面核查，并将结算报告递送至巡抚衙门与总督衙门。
晚清倒查二十年
在军事领域，马新贻严格遵循“裁撤湘军”的既定方针，同时精心挑选绿营中的优秀战士，分别在南京组建了四营新兵，在徐州设立了两营新兵。这些新兵均配备了先进的洋枪、抬炮以及传统的长矛等精良武器装备。
如此一来，马新贻便拥有了这支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
透过这些新施政令，不难窥见马新贻依仗朝廷所赐尚方宝剑，在江苏境内威震四方。他所颁布的每一道政令，无不与清朝朝廷的利益相契合，然而，每一条政令亦在悄无声息地侵蚀湘军的根基——
外来军禁开荒，湘军受创最重。
驻兵徐、海，威慑湘军。
查钱粮亏空，可证湘军贪腐。
练新兵，可匹敌湘军。
马新贻，实则成为慈禧太后的忠实臣子，肩负清朝朝廷使命，被派遣至南京的沙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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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贻的改革举措仅存续了两载，然而在1870年7月26日，他不幸遭遇刺杀，英年早逝。
传至京城，慈禧太后闻言深感惊奇：“此事岂非奇闻？”于是，她下令江宁将军魁玉和漕运总督张之万前往南京对刺客张文祥进行审判，期望借助二人的力量，彻底查清马新贻被刺一案。
然而，无论魁玉与张之万如何严加审问，张文祥始终坚称，刺杀马新贻乃其个人之举，绝无幕后指使者。
与此同时，有关马新贻的种种传闻，接连自南京传出，随后又经上海扩散至全国各地。
11月2日，魁玉与张之万共同公布了初审的结论，并表示：“若无其他主使者介入，情况尚属可靠。”
堂堂两江总督，竟遭默默无闻之辈暗算，案件竟如此草率了结？
马新贻身居高位，其安保措施自是相当周全。那么，张文祥究竟是如何得以接近马新贻的？马新贻身为清朝的封疆大吏，与张文祥鲜有交集，他们之间的恩怨显得颇为不合逻辑，那么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为何魁玉和张之万会草率结案，不愿深入追查？
若这些问题不得妥善解决，慈禧太后断然不会就此罢手。
于是，慈禧太后否决了魁玉与张之万的初步裁决，随即派遣直隶总督曾国藩及刑部尚书郑敦谨前往南京，以继续推进此案的侦查工作。
自抵达南京，曾国藩的举止显得尤为消沉，日复一日，他沉迷于阅读与接待宾客，对查办案件之事绝口不提。郑敦谨孤军奋战，直至次年正月月底，亦坚定地保留了原有的判决，确认张文祥系因个人恩怨刺杀了马新贻。
派遣了四路精锐人马，然而调查结果却如此寥寥，慈禧太后的心境不难想象。
但见郑敦谨汇报。慈禧太后洞悉，马新贻遭刺一案背后波涛汹涌，众多官员已形成利益共同体。若再派遣兵马赴南京彻查，恐亦难逃同样的结局。
于是，慈禧太后选择退步，甘愿认输，随即采纳了郑敦谨的汇报，并以朝廷的名义对案件作出了明确的结论：
“罪犯张文祥曾与发捻势力勾结，后又与浙江海盗互通声气。马新贻在其担任浙江巡抚期间，曾严厉剿灭其党羽。现令将张文祥处以极刑，以凌迟之刑示众，并在马新贻的灵柩前割取其心脏以示祭奠，以此彰显国法之严明，并抚慰忠烈之英魂。”
1871年2月15日，张文祥于南京遭受极刑，其心脏亦被摘除，以此方式对马新贻进行祭奠。
监刑人是曾国藩。
在张文祥尚未遭受刑罚之前，郑敦谨已悄然离弃南京。然而，他因畏惧返回北京复命，故选择半途托病辞去官职，径直返回了故乡湖南长沙。
孙衣言、袁保庆等马新贻的亲信人士，对于这一审理结果表示不认同，他们坚决拒绝在审判文书上签字画押，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抗议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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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贻遇刺一案，因其凶手与受害者地位之悬殊、审案人员反应之异常，以及案件结论未获社会普遍认可，遂被列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
实则经对晚清时期的历史背景、相关人士的生平以及案件审理的经过进行细致梳理，我们便能进行一番合情合理的推测——
马新贻推行的新政，对湘军既有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于是立足于“利高者疑”的原理，湘军无疑成为了马新贻遭刺身亡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极有可能隐藏着马新贻遇刺事件的幕后黑手。
张文祥的真正身份并无足轻重，他不过是湘军用以遮挡锋芒的替身。极有可能在刺杀马新贻的行动中，湘军早已为其身后事宜做好了周密安排。
魁玉和张之万查案受限。他们二人所掌握的势力相较于湘军而言，显得相形见绌。而江宁将军与漕运总督的职责，实则与两江地区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出于对自身安危及政治生涯的考量，他们不得不选择与湘军为伍，并接受了张文祥的供述。
曾国藩看似态度消极，实则是在维护湘军旧部的利益，同时亦是对郑敦谨的一种警示：兄台宜认清时局，切勿作出无谓的牺牲。
马新贻，作为慈禧太后的忠贞之臣，被视为她伸向两江地区的利刃。马新贻遭受暗杀，此举实为切断慈禧太后与两江地区的直接纽带，导致太后失去了一臂之力。
正因如此，郑敦谨在结案之后不敢返回北京，唯恐沦为慈禧太后的发泄对象。
以上推测合理吗？
事实与逻辑支持，合理。
总体而言，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一职，标志着朝廷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博弈正式进入白热化阶段。马新贻遭刺身亡一事，显露了地方势力日益膨胀，已至难以控制之境，朝廷在此博弈中沦为失利者。削弱地方势力、重振中央集权的努力，因此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事后，慈禧太后退出了对地方的直接干预，曾国藩与湘军亦未能登顶朝堂之巅，二者均选择了彼此妥协，以维护各自的面子。然而，马新贻，作为慈禧太后的忠诚之臣，却不幸成为了地方势力与朝廷权力斗争的替罪羊。
然而，一旦地方势力发展到某一临界点，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分裂的苗头，它们不愿再与朝廷同享这口大锅中的饭食。
数十载之后，东南互保与辛亥革命的序幕，实际上便由此拉开。
从这一视角审视，湘军虽行刺马新贻，而曾国藩则力挺湘军，竟在短短不到五十年间，将清朝的国运迅速耗竭，这亦可视为一种独特的曲线救国策略，进而间接应验了赵烈文的先见之明。
马新贻之死具正面历史价值。